任新民，出生于1915年，安徽宁国人，导弹总体和液体发动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中国航天事业五十年最高荣誉奖获得者，南京大学著名校友。50年代起从事导弹与航天型号研制工作，在液体发动机和型号总体技术上贡献卓著。曾作为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领导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曾担任试验卫星通信、实用卫星通信、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发射外国卫星等六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主持研制和发射工作。任新民是两弹一星元勋之一、“中国航天四老”之一。

　　从大洋彼岸踏上报国路

　　1948年9月，美国布法罗大学第一次聘任了一位年轻的中国人为讲师，这就是任新民。

　　三年前抱着学业有成、报效祖国的信念，任新民“离妻别子”来到大洋彼岸的美国。三年来，他时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这个初衷。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思念的种子在不断发芽长大。学业有成的喜悦难抵在异国他乡浓浓的乡愁中对祖国的思念。

　　他当时没有想到由于战乱的影响，他的归家之路是那么漫长。经过近两个月的颠簸后，任新民终于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家。报效祖国的心愿和新中国建设招贤若渴的环境一拍即合，很快，任新民就成为了当时陈赓领导的南京军区科学研究室的一名研究员。穿上了军装，任新民成为了年轻的共和国的一群特殊士兵中的一员。此时，这里正在进行新中国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研究。虽然在国外学的专业并非火箭发动机而是机械工程，但是自然科学的触类旁通加上任新民的聪慧和急切的报国热情，他很快就在这个集体里如鱼得水了。1952年，新中国第一个军事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立，急需一批专家，任新民又随这个集体从离家乡不远的南京奔赴北国。到1955年，任新民已成为一名上校军官。

　　1956年，当钱学森开始组建我国导弹的专门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时，任新民被钱学森“钦点”为总体研究室主任、设计部主任等职。当任新民到第五研究院报到时，第五研究院只有两个人。

　　经过艰苦的攻关，1960年11月5日，中国自己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在中国西部的酒泉基地发射成功。1964年6月中近程导弹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已具有了自行研制导弹的能力。

　　氢氧发动机之争与直言上谏

　　通信卫星工程是我国航天事业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前期的重点任务之一。1975年3月31日，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了由任新民参与制定的《关于发展中国通信卫星工程的报告》，由此有了中国航天史上著名的代号为“331”的通信卫星工程。

　　说起“331工程”，尽管任新民总是回避谈自己，但是翻开“331工程”的发展历史，我们却总是发现任新民的身影，尤其是在关键时刻。可以说，没有任新民的努力，就没有为中国通信卫星发射立下汗马功劳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

　　当初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第三级是采用常规发动机还是氢氧发动机的争论中，正是由于任新民的据理力争才最终确立了氢氧发动机的方案，并最终有了“长征三号”的辉煌，也由此再一次确立了任新民在中国航天界的地位。

　　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研制过程中，火箭第三级是采用保守的现成技术还是世界先进水平的推进技术，在定方案的碰头会上，任新民将决定性的一票投给了当时看似过于大胆的方案——采用氢氧发动机，以加快我国运载技术的发展。这个决定绝不是任新民的一时意气，而是完全来自实践的支持。

　　早在1965年，任新民担任中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所长之时，研究所就注重对氢氧发动机的研究论证，并在1971年取得了试验的初步成功，此后一直在进行相关的研究试验。

　　在那次决定氢氧发动机命运的碰头会上，任新民声音不大但却底气十足的一番话让当时出席会议的人们至今记忆犹新：“氢氧发动机是今后航天技术发展所需要的，这个台阶迟早得上，我们已经具备了初步的技术条件与设施设备条件，经过努力一定可以突破技术难关，中国完全有能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此时的大胆并不是冒进。”在真理面前，一个科学家的胆识使不善辞令的任新民力陈己见时往往能妙语如珠。他曾深有感触地说过：“搞工程性技术工作的，即使是再有造诣的专家，不深入实际也会退化，会‘耳聋眼花’，三年不接触实际，就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了。”

　　于是在又一个关乎中国航天发展的关键时刻，就有了任新民那封被称为直言上谏的写给中央有关领导的信。他的有理有据的“心里话”，打动了当时的国家高层领导。随后，任新民不光用语言也在用自己的行动续写着那段“心里话”。就在当年，任新民和同事们就发射成功了中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随后的短短四年里，中国连续发射成功了四颗实用通信广播卫星，初步结束了我国通信广播事业租用外星的历史。

　　他向总理汇报载人航天设想

　　1985年7月，颇具开创意义的中国载人航天的话题第一次被中国航天界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避开炎热的北京，当时的中国航天工业部科技委的太空站课题研讨会在秦皇岛召开。会上，有关载人航天的各种技术方案及应用前景的讨论决定了这次研讨会决不是一次务虚会。随后成立的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主题专家组和空间站系统及其应用主题专家组，都使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一开始就瞄准了应用。这也是这项未来工程的“规划师”之一——任新民的一贯作风。

　　1992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的纪念日。这一天，中共中央专委在中南海召开了一次对中国航天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这一天，任新民踏进了中南海。

　　任新民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用知遇之恩形容似乎不太恰当，这种怀念不仅是因为“文革”中周总理的点名保护、1970年五一节天安门城楼上的接见，更因为任新民一直被周总理在对我国航天事业的深切关注中表露出的至高情怀所感动。怀着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深切怀念，任新民踏进中南海的时候，心情异常激动。因为今天作为航空航天工业部科技委主任，他将向如今的共和国总理汇报中国载人航天的设想。从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到今天，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中国航天将更有信心为祖国的强大贡献力量。任新民将这一天，看作是对周总理的特殊纪念。

　　李鹏总理听完任新民关于中国航天将发展飞船的意见后，很兴奋，并做了重要讲话，指示：现在是下决心将中国的飞船上工程的时候了。中央专委第五次会议后，很快组织和健全了论证队伍，并成立了评审组，任新民任评审组组长。

　　值得一提的是，任新民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考虑我国载人航天技术发展的途径时，起初是将目光瞄准了技术更为先进的航天飞机。但是，随着载人航天技术方案论证工作的深入，到了90年代，他认真地听取并研究了各种技术方案，综合考虑我国经济、技术、研制经费和进度等方面的意见，改变了自己原先的想法，表现出了一个科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坦荡无私的胸怀。

　　在载人航天工程论证中，任新民还一直倡导和坚持了两项对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的建议。一是轨道舱留轨的利用，将留轨舱作为一颗对地观测卫星，又可作为交会对接目标，能大大提高经济效益;二是提出“搞天地往返系统不是最终目标，必须建立永久性的空间站”的建议。他同有关的科技专家和科技人员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形成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分三步走的设想。

　　伴随着中国航天的发展之路，任新民的名字一次次在中国航天的历史上留下闪光的传奇印记。